2
|
木子本人一年发了136万余元红包,还请人代发70万元红包。
毕业季,原本要为找工作而奔忙。而武汉22岁的大四女生木子(化名),却整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,只想远离追债者的威胁。一年多前,她加入了一个微信红包群。刚开始,她以为只是抢红包的游戏,后来她才意识到这有可能是赌博时,却已陷入太深。
大学生迷上微信抢红包
木子是武汉一所高校的学生,父母每个月给她3000元生活费,大学生活原本简单快乐。去年1月,同班同学拉她进了一个微信红包群,称群里每天都有人发红包,只不过需要接龙。好奇之下,她发现:群友发的都是拼手气红包,发红包前会有规定,例如抢到红包最少的人继续发。刚开始,大家都只是30元、50元地玩,慢慢上瘾后,木子加的专业抢红包群越来越多,发的红包也越来越大。
一年发了200多万红包
5月30日中午,记者见到了木子。记者看到,在木子的微信红包记录中,2015年她发出红包总计136万余元,收到红包总计196万余元。木子表示,一般每天发出的微信红包,总金额不能超过5000元,因此,她经常找群主帮忙代发,群主会从中抽取10%的佣金作为提成。通过其转账记录,记者看到,她每个月转账数万元。她自己统计,2015年,她找人代发红包的金额高达70多万元。相当于在微信红包上,她共输了10万余元。
因越玩越大,每个月3000元的生活费已不能满足木子的需求,她2.6万元的积蓄以及首饰也被她典当全部花在抢红包上,可这些依旧不够,她利用节假日兼职赚来的两三万元,又被她投进了红包接龙,又有去无回。为了翻本,她还找同学借了2万多元。
为还钱竟背负“高利贷”
去年12月,正在木子一筹莫展之际,红包群一名群友陈某主动联系上她,自称认识借贷公司的。木子和陈某一起,来到了武昌汉街附近的一家借贷公司。
在考察木子家庭状况后,双方签订合同,木子贷款8万元,月息2.55%。扣除手续费等费用,木子拿到手的借款仅5万多元。木子将同学的欠款还了,还剩3万多元。抱着想“赶本”的心态,她又开始玩微信抢红包了,很快,3万元又打了水漂。
先后两次,木子共欠贷款公司12万元。
借来的钱没了,可每个月必须还9000多元,木子跟父亲撒了谎,说是借了同学的钱玩微信红包。责骂过后,父亲将爱车贱卖,5万多元卖车款给女儿还钱。
评论:
一年多前,在同学的推荐下,武汉大学生木子(化名)加入了一个微信红包群。刚开始,她以为只是抢红包的游戏,等她意识到这有可能是赌博时,已经负债累累。为了还债,她借了高利贷。为了还高利贷,父亲卖掉了爱车,可依旧不够……(2016/5/31 中国青年网)
因为加入微信红包群发红包,让一名大学生负债累累。而根据记录来看,该大学生一年竟然发了200万元的红包,如此令人瞠目结舌的数目,源于抢红包游戏。
其实,这种微信抢红包游戏就是一种变相的赌博,抢的少的人继续发红包,不就和一些赌博里面的比大小异曲同工吗?这名大学生说是因为发红包而导致负债累累,不如说是被红包赌博弄得负债累累。
红包游戏就是当下互联网行业发展下的另类赌博方式,仔细梳理就会发现,与其说是游戏,倒不如说是表面披着游戏外表,实际干着非法勾当。虽然,抢红包和传统定义里的赌博有着本质区别,但改变不了它带来的恶劣影响。一名大学生竟然会为了能够玩得起红包游戏,而去申请高利贷,这难道仅仅只用游戏的“越界”来形容吗?
任何赌博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,都有不同的意义。目前,在西方社会中,它有一个经济的定义,是指“对一个事件与不确定的结果,下注钱或具物质价值的东西,其主要目的为,赢取得更多的金钱或物质价值”。而玩红包游戏的人,不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金钱吗?
这样仔细梳理就会发现,红包游戏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游戏,更是一些不法分子变相的赌博方式。对于这种赌博方式,自然不能够放任自流。否则,必然会导致更多不法分子的效仿。
而针对这种全新的赌博方式,其监管方面做得还明显不够。要不然,也不会出现这种大学生因红包游戏而负债累累的新闻。打击利用红包赌博,不仅仅需要事后的查封,还需要将监管前移,让更多利用红包赌博的微信群能够被及早被查封,才能避免类似的悲剧再度出现。
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是,对于传统的赌博方式,或许监督和查封现在的利用微信红包赌博还存在技术上的难题。但是,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。任何利用互联网来进行违法乱纪的行为,都应该被查处。因此,每一个互联网公司都应该责无旁贷的配合相关部门进行监控,将监管前移,是每一个互联网公司和相关部门应该共同构建的“防火墙”。
在互联网愈发繁荣的当下,越来越多的人行走在法律的模糊地带。而这次微信里的红包游戏,就是很好的打了一个法律的擦边球。因为缺乏对于微信抢红包和赌博之间关系的准确定义,让相关的执法也寸步难行。因此,针对网络中存在的这部分乱象,相关的法律也亟需出台,才能让相关部门能够做到有法可依。








